最完美的离婚之敦煌文书里的“离婚协议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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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推送是“史料工作坊”中新出土(发现)纸质史料系列中的最后一期,就让大家随着小编一同走入辉煌灿烂的敦煌文书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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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婚协议书 最完美的离婚之敦煌文书里的“离婚协议书”

有这样一个地方,虽然地处西北大漠,却是世界文化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。自公元四世纪云游僧圆尊在此修行,历经南北朝隋唐几代的精心营造,这里成为了一座藏品丰富的东方艺术宝库。公元十世纪后,随着历史的演进,这里逐渐走向衰落,这座东方艺术的宝库在西北风沙下沉睡了将近千年,直到一个道士的偶然发现。说到这里,想必大家已经知道本期推送的主题了,敦煌对于每一个从事文化、历史、艺术研究的人来说都是一座圣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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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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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文书主要指的是敦煌莫高窟所出5~11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。敦煌文书多为卷轴式。北朝写本书法均带隶意,南朝及隋、唐、五代、宋写本则为楷书或草书。8世纪末,有木笔、苇笔书写的卷子。9世纪以后,出现经折装、册子本和木刻印本。1900年,道士王园箓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。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、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窟前又续有发现。遗书总数超过四万件,其中汉文写本在三万件以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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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与分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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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佛典

佛经写本题款有纪年者近千件。其中年代最早者为西凉建初元年(405)所写《十诵比丘戒本》,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(1002)《敦煌王曹宗寿编造帙子入报恩寺记》,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。

敦煌汉文写本中佛典占百分之九十五,包括经、律、论、疏释、赞文、陀罗尼、发愿文、启请文、忏悔文、祭文、僧传、经目等。《金刚经》、《妙法莲华经》之类的复本甚多,也发现一些中土已佚的经卷,如隋唐时再三遭禁的三阶教的教义经文,以及一批疑伪经等。

(二)古籍

1、经:经部中,隶古定《尚书孔氏传》十分重要,皇侃撰《论语疏》也引起学者们的注意。属于小学类的韵书有二十余件,其中有陆法言的《切韵》等。

2、史:史部包括史书、政书、地志、氏族志等。其中有孔衍撰《春秋后语》、蔡谟注《汉书》等佚书。由于唐《律疏》、《公式令》、《神龙散颁刑部格》、《水部式》等卷的发现,使人们对唐代的律、令、格、式(见律令格式)有了新认识(。《慧超往五天竺国传》、《沙州都督府图经》等卷,对考释丝绸之路地理有重要价值。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》等件有助于研究唐代门阀观念的演变。

3、子:子部除佛典外,还发现了另几种宗教典籍。其中有道教卷子五百件以上。北朝写本《老子道德经想尔注》以及《老子化胡经》等佚道经,近年亦引起学者们的注意。摩尼教方面,有《摩尼光佛教法仪略》等。景教方面,有《大秦景教三威蒙度》等。这些佚经的发现,推动了东西学者对于摩尼教、景教的研究。此外,还有医书、算经、历书、占卜书、类书、书仪等。

4、集:集部有别集、诗、曲子词、变文、讲经文、押座文、话本、俗赋、词文等。1957年中国出版的《敦煌变文集》,搜集了变文、押座文等写本一百九十件。敦煌出的唐人选唐诗,可补《全唐诗》之佚。在二十余件《王梵志白话诗》写本中,以列宁格勒所藏大历六年(771)王梵志诗一百一十首抄本为善本。《云谣集杂曲子》等写本的发现,对研究词曲史有重要意义。目前对敦煌曲的研究,在海内外是一重要专题。此外,唐代刘邺《甘棠集》、崔融编《珠英学士集》,都是《新唐书·艺文志》著录而后亡佚的集子。

(三)官私文书

1、官文书:

“官文书”有符、牒、状、帖、榜文、判辞、过所、公验、度牒、告身、籍帐等;有与户部、刑部、兵部相关的文书片断;《河西节度使判集》有助于对安史之乱后河西政治经济状况的研究;《沙州进奏院上本使状》及归义军节度使相关的文书,使晚唐、五代沙州的历史面貌重新明朗;军制、市制、屯田、长行马等有关文书,使各种制度得以稽考;籍帐方面,包括计帐、户籍、差科簿等已发表的多达二十余件,对《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》的研究,使西魏均田制的许多问题得以探明;唐天宝年间《敦煌郡敦煌县差科簿》为唐前期杂徭、色役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珍贵材料。

2、私文书:

“私文书”有契券、社司转帖、帐历、书牍、分家产文书、遗书等,其中租佃契、典地契、借贷契、买卖契、雇佣契等对于研究唐五代及宋初的劳动者身份地位以及租佃关系、高利贷经营等方面的问题,都是第一手资料。寺院文书是官私文书的一个分支,约有五百件以上。如僧官告身、度牒、戒牒、僧尼籍、转经历、追福疏、诸色入破历、器物名籍以及各种契约等,都是研究敦煌教团政治经济结构的好材料。这些私文书中最有名的当属“放妻书”了,小编在搜索资料时,恰好发现了这篇有名的“放妻书”,摘录于下,让我们一同走近古人的情感世界。

敦煌文书里的离婚协议书——《放妻书》

谨立放妻书一道,窃闻夫妇义重,如手足似乎难分,恩爱情心,同唇齿如不别。

况且夫妇念同牢之乐,恰似鸳鸯双飞,并胜花颜,共坐两得之美。

二体一心,生同床枕于寝间,死同棺椁于坟下。

三载结缘,然则夫妇相对,今则两自不和,似将难活,反目生嫌,作为后代憎嫉,缘乐不遂,见此分离。

遂会六亲,以俱一别。

相隔之后,愿妻娘子谏选高官之至,弄影寝前,美呈琴瑟合韵。

解怨舍结,再莫相谈,千万永辞,布施欢喜。

其两家并惣意欲分别,惣不耳三年衣粮,自后更不许再来互相搅乱,自今已后,更不许相违,忽若论列夫妇之义者,便任将凭官断,则知皂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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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失与保存状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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敦煌文书发现以后,在1907~1914年间,英国人斯坦因,法国人伯希和,日本人桔瑞超、吉川小一郎,俄国人奥尔登堡等,先后来到敦煌,买走大批文书卷子。目前在国内,敦煌写本的绝大部分收藏在北京图书馆、敦煌、兰州、上海、天津和台北,其他地方也有多少不等的藏品。国外则分藏于伦敦、巴黎、列宁格勒、京都、柏林等地。在《文化苦旅》中,余秋雨这样描述敦煌文书的流失:

1905年10月,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,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;1907年5月,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迭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、5箱织绢和绘画;1908年7月,法国人怕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、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;1911年10月,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;1914年,斯坦因第二次又来,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了5大箱、600多卷经卷;……

箱子,又一箱子。一大车,又一大车。都装好了,扎紧了。吁——,车队出发了。

没有走向省城,因为老爷早就说过,没有运费。好吧,那就运到伦敦,运到巴黎,运到彼得堡,运到东京。

1944年,在有识之士的建议下,国民政府迅速组建了敦煌艺术研究所,由有“敦煌守护神”之称的常书鸿担任首任所长,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,常书鸿继任所长;1984年,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建为敦煌研究院。敦煌研究院从上世纪40年代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创业始,经过几代人艰辛的工作,在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,敦煌艺术和敦煌文献研究、敦煌文化弘扬等方面都有辉煌的业绩。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,遵循"保护、研究、弘扬"的工作方针开创了新局面,各方面成就令世人瞩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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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整理与研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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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了敦煌研究院外,国内敦煌文书整理与研究有三所重镇,它们分别是北京大学、武汉大学、兰州大学。北京大学的王永兴教授(已故)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就注重敦煌文书在唐史研究中的运用,在他的带领下,北京大学目前形成了以荣新江教授(王永兴教授高足)为中心的研究团队。武汉大学的唐长孺教授除了致力于吐鲁番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外,同样致力于敦煌文书的整理与研究,而且取得了瞩目成就,目前国内敦煌文书研究的佼佼者如朱雷等人都是出于唐先生门下。兰州大学充分发挥地缘优势,也逐渐成为敦煌文书研究的重镇,目前形成了以郑炳林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,近年来亦是成绩斐然。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,敦煌学已经逐渐成为一门国际显学,虽然学术没有国界之分,但是诚如一位日本学者在国际敦煌学研讨会上所言“敦煌学源于中国,同时中国也是当之无愧的敦煌学研究中心”。

参考文献

1、李晓光《敦煌文书流失原因与经过》,《兰台世界》2013年10月。

2、王永兴《敦煌文书与唐史研究》,《文物》2000年第8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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